“有必要再创业吗?”杜莹问自己。不是没有成功过。2002年,她创建了和记黄埔医药(Hutchison MediPharma),2011年她离开时,这家新药公司已有5个在研药物,并创造了本土多个第一:第一个把化学药拿到国外做二期;

  第一个把植物药做到了全球三期临床;第一个去澳大利亚做一期临床;

  第一个把早期研发成果转让给全球大药厂;

  第一个向全球大药厂转让候选药物,总金额1亿多美元,创本土当时最高纪录……

  在男性主导的医药创业圈里,这位女性创业家几乎赢得了所有同行的尊重,“能干”、“有本事”是她经常被贴上的标签。

  不是没有诱惑,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。她已50岁,这是大部分女性准备退休的年纪。她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,小的那个才10岁,她也希望多些时间给孩子。在她的成长中,父亲曾为了她们放弃某段仕途。孩子们的照片摆放在她办公桌后的书架上,并排的是和黄时期的一些照片及荣誉证书。

  “你还想要什么?你最想要什么?”杜莹接着问自己。

  “中国非常需要好的企业家和创业家,而我的热情以及最能发挥价值的地方在于做企业,所以我最终选择了回来。”

  2014年1月,再鼎医药(Zai Lab)正式成立。顾名思义,再来一次,再次问鼎。

  两次创业大不同

  “第二次创业和第一次创业还是有蛮大区别的。”杜莹说。

  成立一年多时间,再鼎医药用于治疗慢性呼吸道疾病的创新药物ZL-2102已在澳大利亚开始一期临床,同时在国内也开始申请一期临床。中国是呼吸道疾病大国,目前尚无好的药物可以治疗。

  这一药物是再鼎医药从赛诺菲公司引进的,同时引进的还有另一个呼吸道药物,再鼎拥有它们的全球专利。再鼎的目标是成为一家国际性的新药研发企业,成立初期,采用了对外合作的模式。之前,再鼎还与百时施贵宝开展了合作,引进了一个用于治疗肝癌的药物,该药物已在三期临床中,再鼎拥有亚太地区专利。

  “第二次创业,基点不一样了。”杜莹说。相较第一次创业,全球医药研发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,中国医药研发环境、人才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再鼎采用了不同于第一次创业时的模式。

  “不像以前那样大部分都要自建,过去十年,中国建立了CRO资源。以前如果哪部分没有的话,在外面找都觉得不可靠。”杜莹说。和黄成立时,以药明康德为代表的CRO产业才刚起步,现在再鼎与包括药明康德在内的多家CRO公司合作。

  利用CRO资源,使公司的运营更为高效、灵活。“一个看起来很小的公司,也可以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。不想进行一个项目,只要裁减对外服务需求,而不用裁员,这对员工也比较好。”杜说。再鼎医药现有20多名员工,办公地点在上海张江的一栋别墅里。隔壁那栋别墅里是一家生物医药风投基金。

  创办再鼎前,杜莹曾做过两年风投,是红杉资本的合伙人,投资医疗健康行业。创办再鼎后,她接受了启明创投、凯鹏华盈、红杉资本和泰福资本等基金的投资。

  拿到投资,再鼎团队很快组建完毕。而第一次创业时,“招人是很大的瓶颈,那时候大家还没有看到中国的发展方向”。杜莹为和黄招来的第一个人是曾为她工作过的人,第一批人也大多出于辉瑞。

  一年一年,人才吸引逐渐变得容易,和黄在成长,中国新药生态也在变好,引来了更多的海归。那些年间,杜莹等人也常作为国内创新药的代表活跃在海外相关的行业会议中,为她赢来了更多朋友及信任。

  再鼎医药首席运营官巫荟博士就是2005年时在美国认识杜莹的,当时做风投的巫荟在台下听杜莹做创业报告,被杜感染。后来,巫一直很关注杜,巫的一些朋友也加入到杜的公司中,杜巫两人的生活、事业开始有了交集。

  “她的个性是希望开创些什么,大家走到一起,是因为她能给大家一个梦想。”巫荟说,“还有她很大度,愿意跟大家分享,认可每个人在专业领域的优点,给一定的自主权。小事放手,大事掌舵,沿着蓝图带大家向目标驶去。”

  “我在制药领域至少做了二十五年了。”杜莹说,“有很多经验,国内国外大家也都知道,有这个信任。大家愿意一起奋斗,一起打造中国最好的企业。”

  杜莹的领导力

  不同于李革、鲁先平等人,杜莹回国的最初目的不是创业,而是帮助李嘉诚旗下的和黄集团寻找一个并购标的。猎头找到她时,她正在美国辉瑞公司全球战略收购部工作,主管全球代谢类疾病项目转让及相关兼并收购。

  一番调研后,杜莹认为和黄的原计划并不可行,以当时的国内水平,通过并购走向国际化是很困难的。她写了一个建议:自建研发中心,成立公司。由此,杜开始了有和黄支持的创业路,是和黄唯一的创始人。

  从职业生涯第一天起,杜莹就展现出一种主动的特质。这种特质不仅帮助了和黄的创建,也使得和黄在成长中不断影响新药产业政策,让后来者受益。

  第一次去辉瑞面试,她被责问:“谁叫你来的?”杜莹博士毕业于辛辛那提大学,而当时辉瑞只招聘常春藤盟校的毕业生。加入辉瑞后,杜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人力资源这种招聘不合理:以来自中国的学生为例,很多优秀的留学生并没有机会进入盟校……她的建议最终被采纳,她也因此参与了一些招聘。

  在辉瑞做第一个项目时,她发现项目小组开会不合理,主动提议改变开会流程。在大公司里,通常都有明确的层级,辉瑞也是。但这个刚来的博士,别人眼中的小姑娘,逐渐凭借一个个行动及其影响力,成为了这个项目小组的领导。

  “有人会觉得自己的位置低,就不愿去做这个事,或是觉得做了别人也不会搭理你。但我只要参与了这个事,只要看到有问题,就不会因为我的位置低而不去改变现状。”杜莹回忆那段日子称,有一位领导的话对她后来有很大启发。“领导力决定位置。你有多大的领导力就能做到多大的位置。”

  对她影响深远的父亲也常对她说“领导力是天生的”。“其他才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课程训练,但领导力是天生的。领导力就是你要有一种感染力,你要有决断力。”杜的父亲曾在政府工作,一度管理当地的大型企业。

  所以,当她的邻居李革感叹“创业家就是创业家,不是创业家永远不要把他改成创业家”时,杜莹深感认同:有些人适合创业,有些人不适合。领导力是一个创业者的重要特质,而这种特质是天生的。

  “领导力表现在很多方面,我常常跟大家讲,你要永远记得,你可以选择被动地等待,也可以主动地去参与、去影响。”杜说。

  新药是一个受政策严格监管的行业,而现行的监管政策还很滞后,不利于新药产业发展。过去十几年,杜莹也在积极影响政府的创新政策:“怎么样认定高新产业,怎么样加速新药审批,我们这一批人和政府花了很多时间沟通,交流成本也很高。”从张江园区、浦东新区到上海市政府,杜莹逐层扩大这种影响力。“‘十二五’的时候,我也参与了相关政策的制定,不仅是审评委员,而且还是规划组的成员之一。”

  和黄也是第一家走“绿色通道”的新药公司。2008年,新修订的《药品注册管理办法》开始施行,鼓励对创新药实行“快速审批”和“特殊审批”政策。同期SFDA向社会公布的《药品注册特殊审批程序实施办法(暂行)》征求意见稿,规定了四类创制的新药、治疗疑难危重疾病的新药可以进入这样的“绿色通道”。

  “在绿色通道这件事上,政府是非常开放的,跟我们协调。我们在摸索,政府也在摸索,我们把觉得好的方案提给它。”杜说。他们的摸索对于后来者有很多可借鉴。

  只是这个曾经为解决新药审评难、审评慢的绿色通道,随着中国新药申报数量的快速增长,再次变慢。在新药审评上,还存在诸多挑战。

  “第一次是铺路,这次在铺过的路上再走一遍,希望该跑的地方可以跑起来,不要每走一步都在铺路。”

  “在中国待了这么多年,政府对我们很支持,但是我们希望政策更加国际化、更加透明化,使我们的时间花在更需要我们做的事情上。”杜说,如果政策不变,依然会有很高的沟通成本,他们希望能够将时间精力用于自己更擅长的新药开发上。

  爬山不止

  十几年间,杜莹也有过想退缩的时候。比如生第二个孩子时,她已是高龄产妇,但孩子出生一个月后她已在FDA开会。一家大药厂向她发出邀请,可以住在美国管亚太,很有诱惑力。对比之下,当时的国内新药研发前景还不明朗,她的好几个朋友正在关公司。杜莹最终没走,理由之一是不久前她刚从辉瑞又招了三个人……

  十几年间,她也见过很多朋友经历低谷,包括李革。药明康德上市后,一年时间,股价从四十块暴跌到四块。但现在,李革已经带领药明康德建成一体化研发平台。

  “大家能够最后走出来,很重要的一点是坚持。”杜说。

  两次创业间,杜莹投资了贝达医药等多家明星公司,也将一家公司成功地带到台湾上市,有着不错的投资业绩。但她却更深切地感受到:“中国非常需要好的企业家和创业家,才能真正把(医药)生态链建立起来。在当下,要真正有影响力,还是要做好企业。”

  在药明康德宣布私有化不久后,杜莹和李革在一次聊天时也说起“人生是否有必要再来一次”这个话题。在杜看来:“我们走得早一步,年纪不算很大,爬到了山顶,人生不可能停在那儿。”

  “我经历过繁华,也享受达到顶点。但爬山不只是为了到达顶点,过程更重要。我希望人生每走一步,宽度都在增加,这既是一种自我实现,也给社会创造了价值。”杜莹说。